西岳史风 || 薛平拴：忆恩师史筱苏先生

忆恩师史筱苏先生

薛平拴

2001 年 3 月 27 日，恩师史筱苏（念海）先生永远地离开我们。十余年来，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不知有多少次，我与恩师相会于梦里！当我开始撰写此文时，竟潸然泪下，久久难以平静。

我第一次见到史先生是在 1980 年 9 月。当年我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就读，史先生任历史系主任、陕西师大副校长。入学后不久的历史系迎新大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史先生。我当时很喜欢文学，甚至想过转专业。在这次会上，史先生希望我们刻苦学习，同时也要积极锻炼身体。听了史先生的讲话，我和许多同学对历史专业的看法大为改观，决心努力学习。当时，我绝对没有想到历史专业会成为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专业，更没有想到后来会忝列史先生弟子之列。

次年 5 月，学校举行唐史研究所成立大会，我们八零级全班同学幸运地参加了这个大会。唐史所由教育部下文批准设立，史先生被任命为所长。当天下午进行学术报告，史先生和黄永年、牛致功先生先后作了学术报告。这是我第二次聆听史先生的教诲。我当时对学术研究所知甚少，史先生和诸位先生的学术报告虽然并未完全理解，但此次经历对我和许多同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我们班后来有许多同学都喜欢唐史，想必与此次经历有关。此后，我对隋唐史兴趣日渐浓厚，并准备报考隋唐史研究生。

1984 年毕业时，我因外语成绩太低而未能考上研究生。不过，我却因祸得福地留在唐史研究所做行政工作，幸运地成为史先生的部下。能够在史先生手下工作，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

虽然已经过去快 30 年了，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史先生家拜访的情景。1984 年 8 月23 日下午，唐史所副所长上官鸿南老师带我去拜访史先生，不料先生却到医院去了。师母见到我们，热情地给我们倒茶水，又拿出香烟，令我倍感亲切。不久，史先生回来了。听到先生的脚步声，我们都站起来去迎接，上官老师先向史先生打了招呼，随后把我介绍给先生。史先生早已是名闻遐迩的学界权威，所以当我见到先生时难免有些紧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史先生笑着对我说：“你来了，很好！以后给我多帮忙。”接着又问我：“今年多大了？”我说：25 岁。史先生笑着说：“那正好。我大学毕业时也是 25 岁。”听了先生的话，我的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。一阵寒暄之后，先生让我们坐在沙发上慢慢谈，这样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。此次拜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：史先生虽然年逾古稀，但思维很活跃，而且很风趣。史先生对我说：“你先回去休息几天，然后再来接手续。”当时，医院安排我父亲在暑假期间做手术，得知此事后，史先生说：“你先照顾你父亲看病，等你父亲病好后再回来接手续。”史先生的话令我十分感动。

此后，我跟随史先生工作和学习了整整 17 年。当时，我是唐史研究所的行政秘书，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我经常到史先生家里去，有时是向他汇报工作，有时则是送取文件，或请他签字。对我来说，这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，而史先生也常常对我勤加督促和鼓励。

1984 年 11 月 19 日晚上，我到史先生家里去，主要是请他在几个报销单上签字。办完公事后，我便起身告辞，不料先生对我说：“你别急，我要对你说说话。”随后他对夫人说：“你给我拿支香烟来。”师母把烟递给先生，又顺手给我递烟，我连忙说自己不会抽。先生笑着对夫人说：“这事你可不能劝他”，师母也就没有再劝我抽烟。那天晚上，史先生的精神特别好。他兴致勃勃地一边对我谈着，一边抽烟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史先生抽烟，后来我极少见到他抽烟。

先生这次对我谈话，主要是要我在行政工作之余多看书，多写文章，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，不能当专职行政人员。他说：“我们唐史所单位不大，人员编制不多，用不起一个专职行政人员”。他给我讲了梁启超的几个故事，还讲了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对他的要求和指导。史先生要求我不要在闲暇时间和别人聊天，要多看书，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。他说：老天在这一点上是很公允的，它给每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不会给这个人一天 25 个小时，也不会给那个人 23 个小时。我们靠的就是勤勤恳恳地读书、钻研，而无别的办法。他说：“做学问是辛苦的，甚至是艰难的，但只要勤勤恳恳地干，也总会有所收获的。因此它也不是太难的。”随后，先生又对我说：“我主编三种刊物：《文史集林》、《唐史论丛》、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，你写的文章只要能行，就可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。”为了鼓励我从事科研，史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古人说：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不要这么快，三个月以后，你看我行不行？三个月不行，三年总可以了吧？”听了史先生的话，我非常感动，也深受鼓舞。

此次与史先生交谈，使我感到十分高兴，因为先生的话彻底消除了我自从留校以来的疑虑。史先生要我多看书和写文章，而不要当专职事务员，这正是我所企求的。自从留校以来，我总怕史先生只让当专职行政人员，而不让我从事专业学习。此次谈话，正好消除了我的这种疑虑。此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，史先生的话真诚而亲切，充分表达了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人的殷切希望。告别先生时，我在心里说：与先生一席言，胜读十年书。因此我要发奋努力，在专业上多下功夫，决不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。

1985 年 1 月初，我得了严重的眼病。一天晚上，我到史先生家里去。谈完工作后，史先生又一再叮嘱我，要我抓紧时间看书。史先生问我每天看多少时间的书？我心里发慌，因为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看书，便推托说：近几天眼睛有病，无法看书。史先生又问：“那你平时眼睛好的时候，一天看书几个小时？”我一时语塞，不敢回答。史先生又亲切地说：“眼有病当然要休息和治疗。身体好的时候却一定要抓紧时间看书。我现在一天都要看书 12 个小时以上，你们年轻人看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。”史先生的话令我愧疚不已。我趁机向史先生提起我的大学毕业论文，先生告诫我说：文章写好后要多修改，不要怕修改。为此他给讲了欧阳修修改文章的故事，又讲了他自己青年时的一件往事。

不久，史先生要亲自看我的大学毕业论文。我非常高兴，于是抓紧时间对文章稍作修改后送给先生，请他批评指正。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《论唐代的货币政策》，史先生看后便谦虚地说：“我对经济史不太熟，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一下。”1985 年三月初的一天，我因公事到史先生家。谈话中，史先生提起了我的毕业论文，他说：“你的文章我已看了一半，写得很不错，就是语言上还有些问题。你文章的语气太硬，就像陕西人说话一样。”随后，史先生给我讲了写论文时在语言方面应注意的问题。他说：“写论文时要尽量把语气放和缓一些，不能太死、太硬、太直，要用商量的语气，不能口气太大，要使对方有台阶可下。因为，我们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就是有很大的把握，也不能说得太死。文章的语言一定要客气一些。”多少年来，史先生的这些教诲我已铭记于心，不敢稍有违越。

我和史先生谈话时，师母一直在旁相陪。以前我找史先生办事，师母却并不是这样，对此我感到不解。史先生谈完之后，师母便对我说：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。不等我反映过来，她便向我介绍那个女孩的情况，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。当我询问那个姑娘的详细情况时，师母说：详细情况还不太了解。史先生对师母说：“你一定要问清楚再说，可不能乱点鸳鸯谱。”听先生这样说，我们几个都笑了。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此情此景，我的心里都会感到暖暖的。

十多天后，史先生让他的女儿先智姐把我的论文送还给我，并且还附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对我文章的几条意见。这张纸条至今我仍然保存。史先生在看我的文章时，用铅笔做了一些评语，不少地方还做了修改。由于我的粗心，将“侍郎”写成了“侍朗”，史先生给我纠正了过来，可见先生看得十分仔细。

1986 年，我准备报考研究生。当时，学校严格限制我们这些留校的青年教师报考研究生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人才流失，这与现在的制度很不相同。此事令我困惑、苦恼了好长时间。一天晚上，我硬着头皮到史先生家里，向他说了我想报考研究生的事，没想到史先生干脆地说：“可以，你就准备吧！”史先生甚至连我准备报考什么学校、什么专业都没有问，就如此爽快地答应了，我心里一阵狂喜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想报考在职研究生。”史先生说：“可以啊。有什么特别的手续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只要所里给招生办写个报告就行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就请上官鸿南老师签字吧。”史先生答应得如此畅快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看史先生正忙着校对稿子，便很快就告辞了。可以说，我是怀着极其高兴的心情离开史先生家的。

我后来能够成为史先生的博士生，似乎有点传奇色彩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社会风气、整个高校的环境与八十年代颇有不同。当时，学校大力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，然而我由于种种原因（主要是外语）而对考博一事下不了决心。1996 年，史先生负责主编《古都长安》丛书，历史地理所和唐史所每人负责撰写一本或两本，我撰写其中的《长安商业》一书。1996 年 11 月，有一次我和史先生偶尔谈起《长安商业》的撰写，他催促我要尽快交稿．史先生对我说：“张萍和拜根兴正忙着考博士，没有时间写书，可以推迟交稿。你没有事，可先写书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也很忙，我也准备考博士。”不料，史先生随即说：“很好！你也可以考博士嘛。”从史先生家离开后，途中遇到王双怀师兄，他当时正跟随史先生读博士学位。遂与他谈及此事，他极力鼓动我考。就这样，我才定下决心报考史先生的博士。

此后，我又紧张地为考博而准备，直到大年三十才回家看望父母。不料，父亲因股骨头骨折已卧床半月。正月初四，我便陪父亲到西安看病。父亲住院期间，我常在医院陪护他。为了不影响复习，我只好将一些书拿到医院里去看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半月。父亲出院后，我又全力复习。直到考试前几天，我已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地步。虽然我在考博期间备尝艰辛，但是我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成为史先生的博士生。

1997 年 6 月 27 日下午，我到史先生家里参加复试。由于只有我一个人过线，故史先生只对我进行复试。整个复试从三点半一直持续到六点半以后。据负责记录的李令福师兄说，史先生给我总共提了八个大问题，每个问题又有若干小问题，共记录了六大张稿纸。当时天气很热，史先生便把空调打开。在我回答问题时，史先生还不断地给我倒水，让我一边喝茶，一边回答问题，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不已。

正式复试结束后，史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大意是让我好好努力，不要满足于现状。史先生的一席话，使我很感动，也很振奋。我在史先生手下工作了十几年，虽然时常向他请教，而且请教的机会远远多于一般人，终于在史先生 85 岁高龄时，成为先生的在册弟子，我为此而感到荣幸和自豪，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没有史先生的关心、鼓励和支持，我恐怕很难走上学术研究这条道路。

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幸运地遇到了不少良师，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史先生。我上大学时初识先生，后又跟随先生学习和工作了 17 年，承蒙先生厚爱，所受教诲良多。史先生不仅时常关心我的学业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上对我这个晚辈也多有照顾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，时常出问题。1984 年国庆节前，我的脸部“危险三角区”出了个疖子，由于处治不当，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通过手术的方法来治疗。手术后，每当我向史先生汇报工作时，他都会询问我的病情，要我安心养病。1985 年三月，我终于分到了半间宿舍，由于高兴便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，不料身体受凉而得了神经性头痛的毛病。史先生得知后，便告诉我不用上班了，在家里好好休息。1986 年秋，我因阑尾炎而先后两次住院治疗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。在我看病期间，史先生多次询问我的病情，要我安心治病，不要有思想负担。

1985 年春节前，学校给每个教工发三斤点心，当时，史先生的两个博士生辛德勇和费省早已回老家了，牛志平老师建议我把他们两人的六斤点心一起送给史先生。我想这样也好，这几斤点心就算做他俩给史先生的新年礼物吧。这样，我给史先生一起送的点心就达十二斤之多（史先生和史先智及费省、辛德勇。每人三斤，所以多达十二斤）。史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后，便要送给我几斤，说他根本用不了这么多。起初他给我留下五斤，我坚决不收。我说:“我可以拿一些，但不能拿这么多”。他说：“你回家过年，多拿些点心也好。”最后，我只好收下三斤点心。

1987 年 5 月 11 日，就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，史先生竟然在史先智大姐的陪同下到我的新房来看望我和妻子。我当时住在教单二楼四层，而史先生已是 75 岁高龄的老人，先生的到来令我们夫妻感到喜出望外，在场的亲友也感到吃惊。我当时没有沙发，房间里只有椅子，只好请史先生坐在椅子上。史先生身体较胖，坐在那种直背的木椅上，腹部很不舒服，史先生便两只脚着地，将身体尽量向后靠，这样就把椅子的前两条腿悬在空中，而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到椅子的后两条腿上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“坐姿”并无多大问题，而对于一位七十多岁老人来说显然是很不安全的，我当时真为史先生的安全担忧，害怕他老人家出现什么意外。多少年来，每当我想起此事，心里总是感念不已。

1988 年秋，来自全国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、研究生到甘肃、新疆考察，史先生是这支考察队总队长，而我被指定为研究生分队的队长。我们一行五六十人，考察行程近一个月，最远到达天山。当我们准备返回时，兰新铁路却因洪水而中断。因此，我们在新疆饭店滞留了好几天，于是我们每天派人早早地去排队买票，一些人则负责送饭。当时我们都很着急。有一天，我到史先生的房间去看他，没想到史先生正拿着一本《全唐诗》，不慌不忙地看书。因为票源极为有限，考察队的人只能分批离开乌鲁木齐，而史先生和他的女儿（史先智）最后离开，我和拜根兴则被留下来，陪史先生返回西安。当时只有两张卧铺票，我和拜根兴买的是硬座票。按学校规定，我们两人也只能乘坐硬座。史先生看到我们晚上休息不好，便让我和拜根兴白天到他的卧铺间去休息，这样我们的返程才不至于太辛苦。说实话，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卧铺。

我自从留校以来，史先生对我的学业一直很关心，对我勤加督促，不断给我以鼓励。我先后跟随先生参与过不少科研活动，例如《唐史论丛》的编校、《全唐文地名索引》、《西安历史地图集》、《古都长安》丛书等等，我都因为先生的关爱而侧身其间。记得我留校不久，史先生甚至把侯仁之先生主编的《环境变迁研究》第一集交给我看，他说：这本刊物很不错，回去好好看。此书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保存。后来跟随先生读博期间，先生对我更是严加要求。先生要求我每周写一篇读书札记，每一篇他都认真地审阅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我当时表现还算不错，史先生极少批评我，而有些师兄则多次受到先生的批评。有一次，我因为时间实在太紧张，便抄写一堆史料作为读书札记去应付先生。史先生看后便说：“这不是读书札记，而是笔记本。”后来，我再也不敢如此应付先生布置的“作业”了。

1997 年 8 月 13 日上午，史先生在西安夏威夷酒店给港台学者（其中有博士、本科生）讲课。史先生讲的题目是“隋唐长安城的营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”。既然讲课，就需要板书，马驰老师便让我替史先生板书。起初我怕出差错而不敢接受，后来看史先生板书确实不大方便，我才坐到史先生旁边，专门为史先生板书（主要是人名、地名、画图等）。史先生的讲稿仅有两三页稿纸，而所讲内容却几乎涉及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，其中有不少数字，可见史先生功底之深厚，记忆力之强。能够为史先生板书，是我深感荣幸的一件事。

我们八零级同学毕业时，史先生曾给我们写过一段赠言：“宁可劳而不获，不可不劳而获，以此存心，乃有事业可言。”我们班将史先生的赠言制成照片，发给每位同学。多年来，我常常翻看这张照片，时刻铭记先生的这一教诲。

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，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，先生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。此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：师恩难忘，河山永存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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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来源/《唐潮》第39期2012年5月

责任编辑/江炜炜

审核/丁点儿